我想说的是, 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,中国式的“内部研究”涉及对文学艺术自身规律的研究,是文艺学的一次转型。这“转型”可以概括为三个“转变”:从一家“专政”式的独语,转变为“百家争鸣”式的对话;从政治话语转变为学科的学术话语;从非常态的中心话语转变为自主发展的常态话语。这三种变化也可称为对话化、学术化和常态化。其所获得的成果虽然不能说“辉煌”,但可以说是“耀眼”的。
二、“向外转”——“外部研究”的勃兴
与20世纪90年代“语言论转向”差不多同时,一种新的“外部研究”在中国文艺学界悄然而兴。这就是“文化研究”在中国的出现。
文化研究本身虽然与文学研究有关,但英国文化研究把文化看成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,“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、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。”[67]而文学只是生活方式的一种而已。英国文化研究的关键词是:“阶级”“性别”“种族”。批判精神是其灵魂。这与英国社会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、7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和反种族歧视运动密切相关。随着大众文化的勃兴,“大众文化”问题也进入到他们的研究视野。文化研究后来在美国有很大的发展,增加了诸如东方学、后殖民主义学等方面的分析与研究。他们也谈到文学作品,但仅作为一种例证,并不是什么“诗学”。但到了90年代,英、美的文化研究已逐渐沉寂。而中国的学者则如同发现“新大陆”一样发现了西方的“文化研究”,很快地加以引进。